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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上的家和社会
陈岗龙 撰文     时间:2013-03-23

在有关蒙古草原的摄影和美术作品中,我们最常见到的,除了蓝天白云、草原和骏马、牛羊之外,就是蒙古包。蒙古包既是游牧蒙古人居住的物质空间,又代表了游牧社会最基本的人群单位。和许多游牧民族中的“帐”一样,蒙古包也是游牧蒙古人的家庭数量单位。但是,这些蒙古包聚居在一处的数量都很少,一般都不会超过个位数。实际上,草原上的蒙古包是非常孤独的,一般住在一个蒙古包里的也就是几口人,周围可能再没有其他人家。与农耕文明密集的村落不同,游牧文明中各蒙古包之间,必须保持足够的距离。因为脆弱的草原根本就无法承受过于集中的聚居和消费。有学者提出草原地区历史上很少有发达的城市,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客观原因是脆弱的草原无法承受人口密集和永恒建筑的大型城市。同样,草原上游牧民族的社会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环境和资源的制约,千百年来游牧社会制度与草原生态一直是互动的和谐发展的关系。

同饮一条河:浩特和艾勒

在内蒙古很多地方尤其是东部地区,今天说“艾勒”(ail),一般是指一个自然村落,但是在传统的游牧社会中,艾勒是最小的社会单位,多数情况下基本与家庭相当。而在草原上的家庭(牧户)联合更多地叫做乌苏(us,河流)和浩特(hota)。而今天,一提起“浩特”,我们联想到的则是繁华的都市。艾勒和浩特是蒙古游牧社会中最基层和核心的游牧联合单位,具有重要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意义。譬如,“尼格乌苏乃很”(沿着一条河居住的)指的是自愿结合成一个游牧组合的几个家庭、几座蒙古包,他们往往是沿着一条河放牧,同饮一河水,因为在草原上水源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蒙古谚语说“ail usnii ami nige”(同饮一条河的人们把命运联结在一起),这样集合起来的游牧组合在日常生产和生活中是互相协助和共同消费的关系。其中,需要多人合作的劳动必须靠一起游牧的牧户通过协调来共同完成。如,给牲畜打印,特别是给马群烙火印、擀毡子、剪羊毛、长途运输等,需要一起游牧的各家庭集体协作完成。同时,在茫茫的大草原上,因为分散居住,信息比较闭塞,所以一起游牧的牧户之间还要承担互相传递信息的任务。在传统游牧社会里,蒙古包的“门”是有不同称呼的,而且用法也不同。毡子做的门帘叫做“乌德”(üüd),进蒙古包要掀开这种“乌德”;而木制的门叫“哈阿勒嘎”(haalga),“哈阿勒嘎”相当于我们一般概念中的门。不过,蒙古包的“哈阿勒嘎”很少挂锁,只要用皮绳等拴住就可以,“哈阿勒嘎”挡的是牲畜和狗,而不是人。草原上的蒙古人特别喜欢家里来客人,因为从外面来的客人可以带来很多信息。一个浩特或者一起游牧的几户人家,在共同生活的一段时间内很快就会产生较强的社会认同感,并形成亲密的人际交流圈。妇女们可以一起捡牛粪、加工奶制品和拉家常;男人们可以一起完成强度大的劳动,并交流放牧经验和讨论日常生产中遇到的问题;孩子则一起玩耍。同时,浩特的组合还对加强各个家庭之间的合作和互补具有重要意义。如,经验丰富的长者在游牧过程中手把手将畜牧技术和经验无私地教给年轻人;孤寡老人等也受到同一个浩特其他家庭的照顾,从而解决了游牧社会中的孤寡老人的问题。

夏季放牧点 (文凯  摄影)

游牧社会组织:为了草原,合久必分

学者们指出:“蒙古包联合是草原社会的基本社会问题。”蒙古包联合的基础是畜群和草原。在研究游牧文明的学者那里,草原游牧群体一般分做三个层次:家庭或艾勒是最基本的和最核心的部分;第二个层面是几个家庭联合游牧的浩特,组成浩特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凝聚力很强,有高度的统一性;而由于游牧社会内部的一些因素,如草场和水源等资源的竞争和保护,再加上游牧社会面对的外部社会,如与毗邻的农业社会的各种关系,浩特、艾勒的游牧联合还需要再与其他的游牧群体结成联盟,构成更强大的游牧群体,这种集体游牧的方式被称为“古列延”。但是这种结构并不是一旦形成就永恒不变的,而是具有随机性和不稳定性,并且受制于草场公共资源的生态状况。

河边梳妆的布里亚特蒙古人   (巴以尔  摄影)

蒙古游牧社会的这种“家庭—艾勒—古列延”三层结构在成吉思汗时代以前就已经形成了。在古代,任何个人和游牧群体要想在游牧生活中得到好的草场和水源,面对其他游牧群体的竞争和战争威胁,就不得不与和自己有共同核心利益的周围的游牧群体联盟,结成更大的部落群体来争夺水草资源和保护已有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弱小的游牧集体往往依附于能够保护自己利益的强大的部落联盟。据《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把阿秃儿被其他部落毒死之后,他的属下就无情地抛弃铁木真母子而离去,这种现象实际上反映了古代游牧群体联合的不稳定性和聚散分合特征,也反映了游牧社会结构的松散性和聚散性。

但是,人口和牲畜高度集中的大规模的“古列延”很容易造成草场载畜量严重超载,草原遭遇局部的严重破坏,是违反草原生态规律的。因此,一些大型古列延实际上维持的时间都比较短,一旦战争结束,消除威胁,大型古列延就完成了它的使命,大小各个游牧群体就会分散开去,回到自己的牧场,过上普遍意义上独立自主的游牧生活,大型古列延就被小规模的游牧群体和组合所替代。游牧民族必须按照草场公共资源的享用原则把大型群体分解成小型群体,以便长期适应草原自然的状态。

除了游牧社会内部的自我调节和冲突以外,游牧社会与外部社会的关系也是影响游牧社会制度的重要因素。其中既有政治军事因素;更有经济贸易因素,有冲突,更有协调。

传统游牧社会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是动态的,是与草原生态的平衡发展相适应的。而自从1949年以后,游牧经济因为国家和政治制度的变化而发生了改变,内蒙古大多游牧地区实现了定居轮牧,20世纪80年代以后又将草场分给个人,实施定居驻牧,取代了动态的游牧经济传统,从而传统游牧社会的动态社会组织也随之逐渐退出了已经被严重破坏的草原。

游牧社会中的家庭

在草原游牧经济传统的移动性中,家庭是最核心的,而且是有自主和自理能力的社会单位。游牧社会中的“游牧圈”或者“牧团”都是以家庭为同心圈一层层扩展形成的。因此,在游牧社会组织中家庭是认识游牧社会的重要单元。蒙古族游牧移动的最基本单位是家庭。家庭与家庭之间,为了生产中的互助和消费,形成共同的游牧群体。大部分家庭是核心家庭,其中两代核心家庭,即由一对夫妻及其子女组成的家庭居多。

草原上的人们经常聚在一起喝茶聊天   (巴义尔  摄影)

蒙古族家庭,当子女到了结婚年龄,娶妻或嫁人,都要从父母的核心家庭中分离出去。按照蒙古人的习俗,除了一个儿子需留在父母身边守护gal golomta(炉灶)外,其他孩子都要在经济上独立,从父母的核心家庭中分得属于自己的一份财产——一定数量的牲畜后,搭建自己的蒙古包,建立延伸家庭。游牧家庭中不断分离出延伸家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核心家庭的草场载畜量可能很快就不再适应子女增加的牲畜和父母的牲畜在一起放牧的压力。这样,根据草场的承受能力,为了分散牲畜,新成立家庭的子女就必须要去寻找新的草场。在移动到新草场的过程中,又可能和其他的没有亲属关系的牧户结成游牧组合,从而形成新的游牧社会网络。

蒙古游牧家庭中的男女是平等的,女子和男子一样有继承财产的权利。女儿出嫁都会分到一份畜产。在蒙古英雄史诗中经常描述道,英雄到另一个部落通过男儿三项比赛取胜,与可汗的女儿成婚,妻子的父母把五种牲畜中的仔畜分给女儿,而女儿把仔畜牵走的时候,因为母畜离不开仔畜就跟在仔畜后面,新娘的父母看到此番情景,也触景生情,于是带着全部落的人跟着女儿搬迁到英雄的家乡来。婚姻是蒙古英雄史诗的一个核心主题,两个不同的氏族和部落经常通过婚姻来结成联盟,因此婚姻也是完成联盟和增加财富的重要手段。

草场公共资源的享用与游牧民族习惯法对个人的约束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提出的一个著名理论认为,像草场这样的公共资源的使用者,可以通过合作和相互间的信任组织起来,制定共同的行为规范,惩罚违约者,解决利益纠纷,从而达到有效利用资源的目的。她认为公共资源管理中的很多细节必须依靠相互合作和信任的个人来解决。根据草原资源和游牧社会自身的特征,应该科学地制定游牧民族自己管理草场公共资源的制度。

牧民的生活离不开水,定居后就以井为中心。   (巴义尔  摄影)

牲畜是游牧民族的私有财产。怎样更好地共同利用草场资源,需要游牧民族对共有草场进行有效管理和合理利用,以使发挥最大的作用。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协作和建立广泛而普遍的“信任”制度。这里,游牧社会的诚信制度和习惯法就发挥了重要作用。

自古以来,蒙古人非常讲信用,认为守信用是一个人立身的可贵资本。在古代蒙古社会,大家比较熟悉的“安答”(结拜兄弟)和“那可儿”(朋友)的概念实际上都和诚信有关。在历史学家那里,安答和那可儿讨论的是与封建制度的依附关系,但是从游牧文明的角度来讲,安答和那可儿是诚信的伙伴关系,只要结成安答和那可儿,就要诚守诺言到底,为共同的利益同甘共苦。对共同利用和管理草场等公共资源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这就是游牧社会的诚信制度,而且传承至今。

而被称为“约孙”的蒙古人的习惯法和成文法中始终把保护草场放在首位。其中,保护草场和保护水源同样重要。在保护草场的法规中,对防止草原荒火的惩罚是最严厉的,北元时期的《阿勒坦汗法典》和后来的《卫拉特—蒙古法典》都规定了对纵火者进行刑罚和罚牲畜的详细规定。而对水资源的保护则在习惯法中有很多规定,而且还和民间信仰联系起来。譬如,禁止向水中溺尿;禁止徒手汲水,汲水必须使用器皿;不能在河流里洗澡和洗衣服;不能在井边洗衣服倒脏水等。在蒙古地区,每逢祭祀敖包,人们还聚集在一起,集中解决一些有关草场的纠纷和其他的纷争,通过习惯法和成文法的规定,进行裁决和惩罚。蒙古人从小开始,就被这些习惯法和各种繁多的禁忌所规范和约束。这些“约孙”和禁忌自然就是蒙古游牧社会中个人潜意识里自觉遵守并用来保护草场公共资源的行为准则。

保护好草场公共资源,关系到游牧社会里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切身利益,而其中,习惯法或者“约孙”和禁忌,在保护草场公共资源发挥了长期的、强有力的约束和协调作用。

包杰  姜鹤(实习生)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