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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岭走廊”之十二: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 ——以“南岭走廊”贺江流域的族群关系为例
韦浩明 撰文 民族画报记者 慈仁群佩 列来拉杜 杨显国 李琳 余大锐 摄影报道     时间:2015-01-25

从2010年1月起,本刊以《一条多民族和谐共处的走廊》、《稻作文化》、《祭祀祖先的盛典 期盼幸福的节日》、《“活着”的古文字》、《客家土楼王——承启楼》、《蓝色之魅》、《“南岭走廊”上的特色建筑》、《从神圣的头饰到流动的百褶裙》、《戴面具狂舞的“神灵”》、《守望传统文化的白裤瑶》、《一方水土一方食》为题,从衣、食、住、信仰、文字以及文化的传承等方面介绍了“南岭走廊”,越是深入地走进这条“走廊”,我们越发现这条“走廊”的博大精深。费孝通先生在他80寿辰的聚会上,在谈及不同民族多元文化互相尊重、和谐相处,相互学习,共同发展时曾意味深长地讲了一句16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也是“南岭走廊”上多民族不同文化特性共存发展的写照。本期我们以贺江流域的族群关系为例,试图探讨这一区域内民族内部以及民族间的交融互动,希望通过这一专题,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南岭走廊”的多样性和共融性。

“探访‘南岭走廊’”这一系列报道将在这期画上一个句号。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恰恰又是一个新的起点,我们将在今后的报道工作中用新的角度,持续地关注这一绚丽的“走廊”。

 

黄姚古镇 (滕俊   摄影)

在本文中我们探讨的区域主要是贺江流域境内,包括恭城、平乐的这些区域。这一区域内主要有汉族、瑶族、壮族和苗族。这些民族可以大略分为桂柳人、广府人、客家人、本地人、阳山人、都人、湖南人、江西人、广东人、梧州人、百姓人、保庆人、民家人、平地瑶、过山瑶、尖头瑶、平头瑶、土瑶、生壮、熟壮、苗人、铺门人、鸬鹚人等20余类,他们所使用的方言超过25种,总人口约300万。整体而言,地处湘、粤、桂三省交接区域的贺江流域的各民族和族群之间因为长期的交往与互动,已经形成彼此共生、共荣的和谐局面。

族群的整合

汉族内部的整合。以方言划分,这一区域有汉族族群近20个,长期交错杂处,内部不断发生分化与整合。清中期迁入铺门的客家群体,民国时期已经融入到铺门本地人当中;平乐县来自粤、楚、江西、福建的汉族,“其散处乡村者,……安居乐业,已成土著” ,融入了早期移入的汉族群体中。清乾隆年间入居富川的客家群体,为了适应当地生产生活、婚姻嫁娶的需要,融入了当地的汉族群体“民人”当中。明洪武年间率兵到钟山县镇压十六都花山苗、瑶起义的山东人钟益,“授富川额外守御所正千户,子孙世袭,永镇一六都花山瑶、壮、苗夷等处”,留守官兵的后人,全部融入钟山本地人当中。族群整合体现了人们适应生存环境的能力。

汉、壮民族的整合。除百越民族后裔和早期南迁汉族整合成本地人外,壮族于明代迁来,杂居于汉、瑶族群之间,起着隔离瑶、汉民族,防止、镇压瑶族起义的作用。从这个角度讲,他们与汉族有较相似的正统思想,与汉族整合的速度较快。民国《平乐县志》卷二记载,当时平乐未“汉化”的壮族仅1110人,基本上在古营乡,其余地方的壮族都已经汉化。富川则没有壮族村寨遗存。钟山的部分壮族,至民国时期,“涵濡既久,知所畏怀,向日之冥顽不灵,始次第涤除其旧染之污,而渐趋于同化”。恭城的壮族绝大部分与汉族已经没有什么差异。因此,壮族“因与汉族同化已久者,自忘其为瑶族、壮族,外人亦几难于分辨”。大部分向汉族各个族群靠拢,现在与汉族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差别。

客家人有很强的家族观念,过年过节总在一起聚餐。

汉、瑶民族的整合。瑶族在迁徙中逐渐接受并使用汉族先进的生产工具,渐渐向山外平地转移。虽然封建政府不断剿杀,却无法隔断瑶族向山外转移的趋势。为此,在继续镇压反抗的基础上,又大肆招抚瑶族群众下山耕垦,编户齐民。这些接受“招抚”下山或自主下山的群众,买田置地,或租种汉族地主田地,进一步接近汉人,接受汉族的生产生活方式,成为“熟瑶”、“良瑶”。

壮、瑶民族的整合。史籍中记载贺江流域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往往把瑶、壮民族连为一体,表明这两个族群在历史发展中关系密切。壮族是为镇压瑶族起义被征调东来屯田驻守“兵”的后裔,他们与瑶族的生产、生活方式有许多共同或相通之处,生活环境和文化背景大致相同,生产力发展水平基本一致,彼此间的成见较少,交往中受到的歧视远远没有与汉族交往严重。因此,同居一地,他们的交往与融合自然成为民族生存发展的主流。不仅有瑶族融入壮族,也有壮族融入瑶族。如早期居住、留守富川的壮族,绝大部分融入了瑶族之中。花山乡的壮族虽然名称还在,但大多数人已习用瑶俗,与瑶族更加接近。

贺州莲塘客家人的舞狮表演

壮、苗、汉民族的整合。贺江流域唯一有苗族村寨的只有南乡镇。生活在这一区域的各个族群,习性基本一致,彼此通婚,外人已经无法区分其族属。

区域内各族群的相互整合。贺江流域各个族群彼此通婚,没有民族隔阂。瑶族招郎入赘时没有族群界限,只要求勤劳、能干、善待族人而已。贺州境内多族群组合的家庭比比皆是,祖孙三代中有五、六个族群成员是十分普遍的现象。笔者父亲及兄妹五人的配偶中,即包括有壮、汉、瑶三个民族中的客家、本地、阳山、百姓、桂柳人几个族群,族群习性的差异在短期内即能磨合,这是习性相近的结果。 

文化的整合

物质文化的整合

生产生活用具的整合。在长期的族群互动中,最佳用具的整合已经成为十分普遍的现象。考古发现,铁制工具和牛耕方式,最先是由汉族从中原带来,在铁制工具移植的过程中,各个族群根据生产环境的特点进行了加工改造。山区族群以平地族群的用具为基础,加长了柴刀、镰刀的木把,并把刀尖磨利,以利于开山、开路之用;刮子、锄头这类农具,其形状更加小巧玲珑,普遍使用长砍刀、丁字锄、锸、镰刀等工具开山种地。日常生活用具方面,山区族群基本上以竹木制品为主,平地族群则以陶瓷、木制为主。但通过交流互动,各族群的用具已经十分相似,木勺、木盆、木桶、竹筒、竹篮、竹筐、竹椅,木制的桌、椅、板、凳,陶瓷、陶器等各种物品,无论山区还是平地,都普遍使用,只是形状、风格因居住环境而有所不同。例如居山瑶族,把竹筐做成背篓,以适应山区农耕的需要;平地族群则以箩筐为主,便于装载较多的物品。捆绑物品,平地以绳索、竹篾为主,山区则用藤条,甚至把它加工,织成网袋以装载物品;锤子,山区以木制为主,兼用铁制,平地以铁制为主,很少使用木制。其他生产工具如水车、石磨、纺车、织布机、犁、耙等大体一致,反映了旧时农村男耕女织的生产模式。所有这些,都是族群相互影响的结果,平地族群影响居山族群,居山族群也以自己的生计方式影响着平地族群。事实上,各个族群根据实际生活的需要,从灵活实用出发,把周边族群的生产、生活用具整合到自身的生产、生活实践中。

富川铁耕村是一个以瑶族为主的村落,村落建筑受汉族以及外来文化的影响比较大。(李晓明 摄影)

村寨布局和建筑文化的整合。中国传统的建筑文化追求“天人合一”,讲究风水,尊重封建礼制,强调因地制宜,灵活多变。走廊中部的古村落,其布局和住房建筑是多族群文化整合的结果。其共性特点有六:一是“以山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采”,有靠山,有水源,有风水林,整体山清水秀,如黄姚古镇、秀水村、福溪村、陶塘村之类,建构了一个充满生机的聚居空间,确保群众生产生活的方便。二是建有石头围墙,有寨门,有门楼,村中道路都用鹅卵石或青石块铺砌;房屋建筑基本一致,有石门槛,有“堂屋”,有石板铺砌的“天井”,厨房安排在“天井”的两边,当家中人口增多、房子不够住时,从左到右新建相应建筑。比较明显的代表性村寨有壮族的枫木村、芦岗村,平地瑶的沙坪村、莲花村,汉族本地人的龙道村、土龙村、玉坡村、大田村,都人的栗木村,客家人的莲塘围龙屋等等。三是拥有集体活动的场所,有土地庙、社神、社树,桥梁、戏台结构基本一致,都是各个族群文化整合的结晶。四是一些少数民族村寨,内部布局具有防御功能,每一条巷口都有小门楼,巷道与巷道之间有闸门,户与户之间有通道,易守难攻;同时,村子周边还有防护壕沟,如壮族的枫木村,目前依稀可见的壕沟残迹宽约5米,深1.5米左右,具有古代城堡的特点。五是居住平地的瑶族、壮族、汉族的古村落,许多建筑保存着建筑彩绘,将山水、花鸟、人物、龙风等图案画在房屋正面的墙檐下。六是庙宇、宗祠建筑,明显体现出族群文化整合的特征。建于明初、带有宋式风格的古建筑——百柱庙,屋顶是小青瓦,屋面悬山顶,屋脊为垒瓦脊,檐口瓦垅灰堵头,这种屋顶形式是明清时期瑶族民居最常见的建筑风格;主殿梁架柱下设置卷草驼峰、莲瓣平盘斗、卷草雀替、云纹卷草梁头等,是南方古建筑的特色;抬梁式与穿斗式混合梁架,则是中原建筑文化的风格。贺街镇现有近20个宗祠,建筑风格、布局相差无几,都突出宗族象征,成为人们相互认知的符号,起着团结、维护宗族人伦秩序的作用。上述情况表明,在长期的族群互动过程中,适用、安全、美观、攻防兼备的村落布局已经整合进各族群的建筑文化之中。

因地制宜,村寨各有特色。图为从江占里侗寨。(张建林 摄影)

交通运输及加工工具的整合。走廊中部各个族群,由于居住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差异,传统的交通运输工具存在一定差别。瑶族以背篓为主搬运谷、米、粟等物品,壮族则框、篓并用,汉族以框、粪箕类为主,虽然制作材料一致,但成品大小、形状各异,能够依据生存环境的实际设计。运输物品主要依靠人力、畜力,效率低下,难于运输大宗物品。后来,随着交通道路的修筑和运输条件的不断改善,运输工具也得到了改进。马车、牛车、人力独轮车、自行车、人力双轮车这类运输工具逐步推广,极大地提高了平地、盆地、谷地等相对平坦地区的运输能力。然而,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山区群众普遍没有改变肩担、马驮的运输方式。

服饰、食品、礼品的整合。服装是反映族群特色的重要标识。传统上,每个族群的服饰都拥有自己的特点,从普通的穿着打扮就能判别出所属族群的成分。改革开放后,男女所穿衣服已经趋于大众化,每个族群的传统服饰都在消失。根据调查,目前瑶族的一些群众虽然保存有自纺、自织的衣物及部分饰品,但纱线、彩线、染料等已经全部到市场购买,基本上不再自纺、自染;即使是黄洞瑶族乡每年举办的民族文化节,其所展示的瑶族手工艺品中,所用材料也基本如此。至于蚊帐、床铺、被褥等,大多数已经被市场商品取代。青色头巾、青色衣裤、绣花布鞋相配套的“梧州人”姑娘服饰,也已丧失殆尽。美观、价廉、方便的现代服饰用品是传统物品被取代的最大动力。正是衣饰物品的趋同,我们已经很难从衣饰外表上判别人们的族群归属。

传统的服饰走上T台进行展示

食品方面,由于环境差异,人们的日常食品也有所不同。居住平地的各个族群,以大米为主食,兼吃一些玉米、薯类的杂粮。山居族群,主要从事农业、林业生产,食物以大米、玉米、红薯为主,白菜、萝卜、芥菜、辣椒、茄子、豆角,蕨菜、魔芋、香菇、木耳等也是居山族群的常用食品。他们种植松树、杉树、樟树、茶树等林木,兼种香菇、木耳、八角、茶叶、桐油、茶油、药材类经济作物。瑶山食品、草药风格独具。饮食上,平地族群喜清淡,酿类、汤类较多;居山族群好酒、喜腊味。两安、富川一带的瑶族群众喜欢喝“油茶”,并把这一习惯拓展至周边族群。客家人的百菜酿,已经融入当地各族群的日常生活之中,逢年过节少不了“酿”这一美味佳肴。由于族群互动与通婚,饮食习惯的整合已经成为各族群的普遍现象,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族群生产生活方式的整合。

至于礼品,传统上都是各个族群家庭加工的食品、物品,虽然种类繁多,但都离不开食、用两字。近年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一情况已经发生巨大变化。无论哪一个族群的礼品,多以市场购买为主,而且水果类已有替代传统食品类的趋势。2009年春节后我们进行实地调查,统计了贺州市境内11个族群、11个村寨的传统节日,发现送出的礼品(包括回娘家的礼品),自己加工的已经不足10%,绝大多数都是市场购买的水果、饼干、粉、面之类,而回赠礼品中则有大约50%是传统的节日食品。

语言的整合

在贺江流域,有方言20余种,它们相互影响、相互吸收,族群间的共性和一致性不断增多,语言也不断演化。

贵州锦屏隆里古镇两位正准备表演汉戏的演员(张建林 摄影)

语言融合包括族内融合和族际融合两个方面。早期移民同土著结合而形成本地族群;晚期移民人数相对多,且基本保留原有特色,是为“客民”。明清以前,陆续迁入的汉族,因人数有限,语言同化于当地的方言。信都“端南市外有惠、潮、嘉客家人,其在家与家人谈语,常操客家声,土人多不相通,以其出市,亦操本地音,日久几不知为客家人”。现在,铺门镇有99%以上的人使用铺门话,讲开建话和粤语的不足1%。平乐县的瑶族约在元代中后期到明代初期,从湖南的“千家洞”辗转迁来;壮族多为明代从富川、金城江等地迁入。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平乐县志》载,平乐当时共有自然村300个,瑶壮村寨共175个,占全县总村数的58.3%。他们基本上使用本族群语言。然而,向汉族过渡已经开始,“瑶族尚操瑶话,壮族尚操壮话,其常与汉族相往来者,都能操普通官话,而男女衣食大致与汉族同”。后来,许多瑶壮族群众在对外交往中,因政治上受歧视,开始逐步放弃自己的民族语言,讲主导地位的“官话”,以便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现在,平乐县境内,瑶族约占总人口的10.4%,多数已经使用汉语,仍使用瑶语的约占总人口的1.1%;壮族约占总人口的5%,多数已经使用汉语,仍讲壮语的约占总人口的0.6%(张炳强 平乐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恭城瑶族自唐代开始从湖南、广东、江西等地陆续迁入,现有人口132950人,占全县人口的49.85%,有盘瑶、平地瑶、过山瑶等,而县境内各民族交往的共同语言则是恭城官话(莫辛麟 恭城瑶族自治县志 民族·语言,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钟山县的壮族人口约2万多,现在还会说壮语的约4000人,约占壮族人口的20%;瑶族人口约3.05万,现在还会讲瑶语的约5000人,只占瑶族人口的14%左右(韦洪宇 钟山县志 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富川瑶族自治县境内,瑶族人口约13万,保留瑶语方言的不多,他们在家庭中使用瑶话,出到社会上则使用“富阳话”,讲瑶话的仅4000多人,其余多讲汉语(盘承和 富川瑶族自治县志 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汉语方言种类多,按自称分,有富阳、民家、七都、八都、九都、梧州、客家、保庆、阳山、本地、百姓等种类;居住在富川县境内的谢、刘、魏、冯四姓客家人,在200多年的历史演变中,至今仅有少数60岁以上的老人会说客家话,青壮年男女都说“官话”,没有改变的只是对父母兄弟姐妹的称呼而已(盘承和 富川瑶族自治县志 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

“南岭走廊”上许多村落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张建林 摄影)

在汉语方言杂居区,语言混杂的现象也十分明显。如贺州市八步区,族群语言达十余种,但在交往过程中,普遍采用客家话、粤语、西南官话、普通话四种,能听会说三五种方言的群众十分普遍,他们能够根据交往对象的不同而使用不同的方言。比较典型的有鹅塘盘谷村、八步灵凤村、黄洞都江村等。不仅少数民族群众,即使讲方言的汉族群众,为了交往的需要也学会其他方言。

教育制度整合

每个族群都有传承自身传统文化的教育制度。在我国,教育的类型多种多样,有家庭教育、宗族教育、社区教育、国民教育、信息影响教育等等,其最终目的在于使人们掌握一套生存技能。从贺江流域的情况考察,各个族群传统的家庭教育、社区教育、信息影响教育有相当大的不同。壮族的枫木村,社区教育、家庭教育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手段。封闭的“土瑶”山区,由于生存环境恶劣,根本不重视读书识字教育,无论家庭教育还是社区教育,长期以来强调的是生存技能和互助精神,无论私塾还是官办学校,民国以前完全没有,所以出现了瑶族青年赵坤元到山外读书识字,被民国《贺县志》当做典型加以记载的案例。富川的平地瑶,对生存技能的传授主要通过家庭教育进行,尽管学校教育出现较早,但整体都不太重视。相比而言,这一区域的汉族,包括广府人、客家人、本地人、都人等在内,在重视农耕传统教育的同时,极其重视学校教育,私塾、蒙馆、社学、义学、书院等类型的学校教育较为普遍,重视对孩子“文化知识”获取的培养,重视通过读书以获取功名的传统文化教育。生活在富川秀水一带的汉族,历史上出现了二十多位进士,就是重视文化教育的明证。

精神文化的整合

中国传统学校教育的基本着眼点在于将不同的族群文化融合于主体文化之中,历朝历代兴办的学校教育,所用教材,基本上是儒家经典书籍,目的在于培养符合封建伦理道德要求和习惯的人才。民国时期,在南岭民族走廊中部地区的广西境内,创办有多所苗瑶学校,对苗瑶子弟实行免费教育,强制推行主流文化,以达到感化苗、瑶族群、整合其族群文化的目的。可以说,学校教育把那些具有不同沟通和认知方式的族群成员集中起来,学习统一的语言、文字、制度、行为规范,培养符合主流文化期待的人生观、价值观,对族群和谐观念的构建具有积极作用。

戏台是为演出戏剧而修建的专门场所。在传统的农耕社会,绝大多数平民目不识丁,各种文化的承传与互动,不是依靠文字、而是依靠歌谣、故事来实现。因此,通过语言、动作、舞蹈、音乐、偶像等形式来展示事件的戏剧,对弘扬主流文化或者地方族群文化的优秀成分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调查了贺江流域各个族群聚居的七十多个古村落,发现尚存戏台二十多座,演出的剧种包括桂剧、彩调、祁剧、采茶戏、师公戏、木偶戏、湘剧、花鼓戏、粤剧等,传统的剧目有《双槐树》、《黄泉见母》、《打金枝》、《二女争夫》、《王三打鸟》等二百余部,各地戏班交替演出。演出的戏班不仅有本地及周边的剧团,还有来自其他地区的;不仅有瑶族的戏班,也有汉、壮民族各族群的戏班。这种交替演出的结果,无形中展示着不同的族群文化。通过这些融教育于娱乐中的剧目表演,无形中整合了不同的族群的社会价值取向。

江永女孩出嫁至今还保有一些古风。

供奉神灵、构建共同信仰意识的寺庙,是杂居族群参与创造地方社会认同的场域。现实生活中,神灵通过其巨大的、无形的力量持续整合区域内不同族群的文化观念和价值意识,以达成区域和谐的目的。在南岭民族走廊中部地区,拥有众多的、各个族群共同尊奉的神灵。如贺州市西湾镇,有本地人、都人、广府人、客家人、桂柳人、保庆人、民家人、壮族人、瑶族人等十余个族群61个姓氏共同出资建造的盘古大王庙,每年农历十月初十的庙会,所有的善男信女都以村落或者家族为单位,自愿出资,共同举行庆典活动,而且各家各户都会亲临寺庙进行拜祀;水岩坝的大庙山寺庙,同样由十几个族群57个姓氏的群众出资筹建,每年正月十九举行盛大的祭祀仪式。壮族聚居的南乡镇,有壮、瑶、苗、汉四个民族十余个族群55个姓氏集体筹资建造的开山大庙,每年正月十五进行祭祀。在所有的祭祀活动中,每个族群、每个成员都会按要求完成相应的仪式过程,最终使不同族群的共同信仰、共同归属感实现整合。这种跨越族群界限的神灵崇拜,有利于把各个族群的心灵整齐划一,打造共同的信仰观念,形成一种凝聚不同族群的内向力量,重新构建区域的族群文化和社会和谐。

此外,在贺江流域的不少寺庙中,同时供奉着道、佛、儒、神、祖宗等偶像,是区域族群共同崇拜多神的现实反映。甚至在一些家庭祭祀中,也有祖宗神灵与鬼魂同时供奉的现象。

整体而言,贺江流域各族群的宗教信仰相生共存、相互渗透、和谐相安,甚至多种神灵共居一寺。各族群都有自己的道士,但道“经”则是儒、佛、道文化和当地各族群民间习俗文化的综合。许多族群的文化实力彼此相当,故而在实践中大都能主动调和,共生共存,构建区域多族群文化和谐的格局。

随着人们对传统的逐渐回归,“南陵文化”上的传统文化继承也逐渐被重视。(张建林 摄影)

族群文化的特征

贺江流域族群主流文化的“一体性”,是指传统文化的基础来自中原儒家农耕文化。其共性特征表现在:整体精神,家国一体;推崇仁爱厚德,重视人际和谐;重视人生价值,强调人伦义务;追求平和,注重文事;艰苦奋斗,重义轻利;因循守旧,缺乏创新等,吸收了中原文化的众多共性。例如,各族群均供奉五将庙、大皇庙、城隍庙、土地庙里的神灵,而且庙宇建筑基本一致。其他庙宇神灵的安置、建筑构造,只有规模大小之别。

贺江流域现有20多个族群,分别在不同时期、从不同地域、以不同方式带着各自的文化传统落籍,交错杂处。但由于迁入人数和自然条件限制,没有形成强势文化。从目前看,无论是儒家文化,还是壮瑶文化、本地文化、客家文化、湘文化、粤文化,都未能形成强势文化。由此形成族群文化的多元性特征。

因地理环境、落籍时间的差异,各族群的生产生活方式、性格心理等存在差别。族群文化发展不平衡,具有明显的层次性。距离区域政治文化中心较近、交通条件较好的族群,其文化与主流文化较接近。距离区域政治文化中心较远、交通不便的族群,其文化与主流文化差异较大。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境内汉族、壮族教育条件较好,文化水平相对较高,而瑶族则相对较低。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居住在沿江河谷、盆地的族群,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居住在高山深谷、土地贫瘠地区的族群,经济发展较为缓慢。从政治角度考察,城镇和交通沿线地区政权的强制力容易到达,主流文化氛围浓厚。

在长期经济文化交往中,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各族群之间具有许多交错、共通的文化。各个族群的村寨选址、房屋建筑、门窗雕饰、厅堂布局等都大体一致。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和谐共生。

贺江流域族群文化既有开放的一面,又有封闭的一面。各族群为保持本族群不被其他族群同化,在语言、习俗、心理特征上又具有较大的保守性。但在传承本族文化的同时,又接纳他族文化。

李琳  陈庆(实习生) 编辑